文 | 刘文昭
这两天，穿山甲又上了热搜。一家名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组织宣布：中华穿山甲在大陆地区功能性灭绝。就在网友陷入震惊和惋惜之时，有专家强调中华穿山甲远没有到功能性灭绝的地步，指责绿发会的结论过于草率。一时间，网友各自站队，吵作一团。
专家“打脸”绿发会
6月8日，绿发会宣布了“中华穿山甲功能性灭绝”的消息，它的理由是：根据其在中华穿山甲传统分布区域的实地调研，并结合绿会穿山甲保护项目合作伙伴、志愿者的红外相机野外记录和走访情况，近3年内，仅有效记录并查证到11只中华穿山甲，且在中国大陆地区长期未监测到中华穿山甲野外种群的存在。
“目前，除在中国台湾地区有1.5万-2万只中华穿山甲外，我国其他地区均未见或仅见零星个体存在。因此，可以判定中华穿山甲种群在大陆地区已极度稀少，呈功能性灭绝状态。”
所谓功能性灭绝，是指物种的残存种群中已经没有个体能够繁殖，或者种群过小，在不利遗传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下，无法在生态系统中维持种群。
著名的例子有白鱀豚、北白犀、斑鳖等。
事件在周末发酵，就在网友感叹只能在《葫芦兄弟》中看到穿山甲的时候，一些专家和科普作者对绿发会的结论提出了质疑。
首先发难的，是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专家曾岩，她指出大陆中华穿山甲确实是极度濒危，但远没有到功能性灭绝的地步，“我国境内的大陆穿山甲近年来不仅有零星的救护个体，也有红外拍照确认了野外种群，确实少，但是远没有在区域内功能性灭绝。”
接着，更多的科普作家和动物保护组织加入论战，他们认为中国的穿山甲现在缺乏权威的野外系统调查，而没有严谨的调查数据，任何评估都是不负责任的，绿发会的结论过于草率。
为什么业内人士如此在意穿山甲到底是不是“功能性灭绝”？
这是因为这涉及到对整个穿山甲种群保护策略的选择，对于极度濒危的穿山甲来说，走错一步就会导致失败。
知名科普博主“花落成蚀”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不妨假设，现阶段国家将投一大笔资源到穿山甲保护上，有没有功能性灭绝的论断有什么不同——
1、大陆的中华穿山甲没有灭绝：那么我们应该开始大规模的排查，去找到那些小的种群，然后用高强度的保护力量建立一个小保护区，甚至辅助一些迁地保护的手段，提升保护区内的数量，并完善人工养殖的实力。
2、大陆的中华穿山甲功能性灭绝：那么我们应该改变策略，因为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那么理性的做法是放弃对野外种群的救助。我们更应该花更大力气再引入别的种群，花更大力气去做人工繁育。
他认为，目前引入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华穿山甲有困难，那很可能会引入马来穿山甲。
这相当于人为制造物种入侵。而目前零星的中华穿山甲小种群还存在，加强保护，中华穿山甲的种群是可以恢复的。
一些环保组织值得敬佩，但有时也会“言过其实”
在被专家打脸后，还是有一些网友支持绿发会——绿发会也是为了动物保护，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数据不严谨也情有可原。
人们这样想，也很好理解。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环保组织不断出现。
他们一边宣传环保知识，一边不畏艰难，勇敢地对污染企业发起公益诉讼。
此外，他们还做了大量的草根调研，让公众对中国的环境状况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环保组织的担当和相对中立的立场，也让公众更信赖它们发布的环保信息。
可惜的是，一些环保组织有时也会辜负这份信任。
任何组织都会有自己的利益，环保组织也不例外。对于一些环保组织来说，由于缺乏官方的支持，想把事业做大做强，只能靠“可怕的数据”，吸引更多的公众支持。
于是，有的环保组织会故意夸问题的严重性，以便吸引公众关注，主导环保相关议程。
比如在此次事件中，就有人质疑绿发会，想借此推动马来穿山甲的引进和放养。
而一些国外的环保组织做得更过分。
以反对转基因食品的急先锋绿色和平组织为例，2007年，一项绿色和平资助、法国人塞拉利尼完成的研究结论声称，孟山都的转基因大米MON863会对实验用鼠的一些生理指标产生不利的影响。
两年以后，同一研究组又用类似方法试图证明孟山都的另一种转基因大米MON810也会损害实验用鼠的健康。
结果，这项研究很快被6位科学家打假——塞拉利尼自己并没做任何实验，而仅仅带偏见地选择性引用了部分孟山都公布的实验数据，还采用了错误的统计方法，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此后，欧盟食品安全局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也否定了塞拉利尼的论文。
但绿色和平依然大肆宣传转基因食品的危害，2016年，上百位诺贝尔奖得主发出联名信，呼吁绿色和平停止反转基因。
诺奖得主罗伯茨博士认为，世界各地的科学与监管机构反复而持续地得出结论，与通过其他生产方式获得的作物与食物相比，通过生物科技改良的那些就算不会更加安全，至少也一样安全。
而“绿色和平发出了数量庞大的错误信息”，一些植物科学家因为自己的观点被“猛烈地攻击”而陷入沉默。
对结论有质疑，不是反环保，而是反对用谎言搞环保
也许有人会说，把问题说的严重点，是为了让人们更重视环境和动物保护。
其实，绿色和平组织也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如果大多数人都不信世界随时会面临生态灾难，那他们就不会严肃对待环保组织了。”
但问题是，动物保护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科学。
如前文所说，对某种物种生存状况评估不准，会导致保护策略失当，反而不利于动物保护。
环保主义者可能不知道的是，对环境问题过于夸张的描述，反而会损害他们的“宏图大业”。
201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对全球气候变暖后果过于灾难性的暗示会对人们将地球视为安全、稳定以及公平的基本倾向产生威胁，而结果可能是他们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现象更怀疑，对低碳生活的积极性也会降低。
两位心理学家认为，这说明一个诉求如果基于恐惧，特别是没有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法的时，可能会事与愿违，损害该信息试图达到的效果。
因此，环保主义者在谈论环境污染时，应该更实事求是些；对于专家的质疑，也要更宽容。
环保的重要性早已深入人心，他们质疑数据的真实性，不是反对环保。
而是反对用谎言和错误的数据，“不惜一切代价”地搞环保。
对公众来说，也不要因为环保组织的偶尔差错，对其全面否定。
一个研究结论是否靠谱，一个物种是否濒危，和宣布的机构性质无关，主要是看他们的调查是否详实，数据是否充分，逻辑是否严谨。
随着人们对环保的重视，类似的争论会越来越多。
有争论，不是坏事，是好事。
争论，可以让双方看到自己以前忽略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更审慎，有限的环保资金也能用在更该用的地方。
爬上道德高地，给对方扣上“居心叵测”的帽子，只会让我们离科学和真相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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